女工?女匪?女神
义和团时期四川“廖观音”形象研究
内容提要：光绪二十八年（年），四川成都府华阳县爆发红灯教起义，其女性首领廖观音（廖九妹）在“教主”曾阿义的扶持、谋划下，与清军、团练连续交战，并一度联合其他力量围攻成都。最后在两任四川总督奎俊、岑春煊的严厉镇压下，归于失败，廖观音被捕，旋即就戮于成都。“廖观音”形象的出现，反映了秘密宗教对个体女性的神化与利用，为我们认识秘密宗教中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典型研究案例，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统社会中秘密宗教、妇女地位的认识。通过本文的研究，我们可以发现秘密宗教对个体女性的神化，既是“宗教与妇女”关系密切的自然反应，也是秘密宗教扩大自身号召力的宣传手段。当然，“女神”在社会变动中有其特定的作用，但她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变传统性别秩序的诉求。
作者简介：孙昉，男，年生，陕西西安人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；刘平，年生，男，江苏苏州人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文章原刊《区域、跨区域与文化整合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年。感谢作者授权。
“廖观音”者，其父廖为新，母薛氏，生二子一女，廖观音行二，在家族同辈大排行中行九，自幼人称九妹子、廖九妹，四川华阳县石板滩（今属成都市新都区）人，[1]一说廖九妹生于距石板滩7里的金堂县茨芭店，[2]生于光绪十年（），一说生于光绪十二年（）。[3]稍长，从事家庭染坊劳动。光绪二十八年（年），廖九妹被推举为华阳县红灯教首领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廖九妹变成了“廖观音”，迅速吸引大批民众加入红灯教，揭起反洋教、抗官府的旗帜，与清军、团练连续发生剧烈的对抗，最终被捕，不屈身死。[4]
作为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客家女工，廖九妹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被推上红灯教首领的地位？登高一呼，万众响应，释放出较大的能量，一度冲击清王朝在四川的地方统治秩序。“廖观音”形象的出现及其所依附的女性个体——廖九妹的生命消失，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，值得我们多维思考。一些史学著述虽然对廖观音起义有专门的叙述，[5]但是更深层次的研究并未得到展开，特别是廖观音起义与四川红灯教的内在关联，均未得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