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考古的推进，考古人员揭露出了一段南北走向、长度86米，残高1.6米的城墙。城墙自下而上可分为两个时期，下部为早期城墙，宽15米，残高约0.8米，修建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。古代工匠先在地势低洼处垫土、平整地面，内侧开挖基槽，在外侧将早期遗迹填平，再在其上采用版筑方式分段分层平夯，逐层加高墙体。部分区域甚至还发现有夯窝痕迹，多为圆形，推测可能用木夯具夯筑，每层小夯层厚约15至30厘米。上部为晚期城墙，最宽处10.5米，残高约0.3米，修建时代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，为在早期城墙基础上补筑或増筑。墙体西部约9.8米处为壕沟，壕沟内侧在晚期城墙时期砌砖。在城墙之外，遗址内还出土了瓦当、板瓦、筒瓦等建筑构件，以及陶罐、陶钵、铜箭镞、铜矛、铁锸等残件。
城墙夯土剖面
在清理过程中，考古人的疑问很快得到解答，因为他们发现了数十块“新都城”铭文包砖。铭文砖杨洋介绍，“新都城”铭文砖有的出土于晚期城墙外侧底部，有的出土于晚期遗迹内。包砖呈长方形，长45.5厘米、宽22.5厘米、厚8.5厘米。铭文写法可以分为篆书和隶书两种，不同模翻印，有正书、反书两种写法。个别四周有边框的铭文砖与“绵竹城”砖的形态类似。与此同时，遗址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筒瓦、板瓦等建筑构件，上面装饰有拍印绳纹；遗址还出土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夹砂红陶鼓风管，应该与铸铁手工业遗存相关。鼓风管“根据考古材料，我们认为这处城址应该就是新都城。”杨洋表示。在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里，曾记载“蜀以成都、广都、新都为三都，号名城。有金堂山”。但是这几处城址的地望史料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。青白江“新都城”遗址的发现，以城墙、壕沟等城市防御设施和“新都城”铭文城墙砖，以实物证据明确了西汉至三国时期“新都城”的所在地。事实上，新都城城墙底部叠压战国晚期至秦代灰沟，结合周围发现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遗址和墓地，考古人员认为不排除城墙的修建年代上限可以早至秦代。也就是说公元前年秦灭巴蜀以后，张仪筑成都城的时期，新都城可能也已开始修建，“唯一遗憾的是，由于早期城墙没有文字，我们不能确定它就是新都城。”杨洋表示。新都城铭文拓片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（张）仪与（张）若城成都……与咸阳同制。”也即成都基本仿照咸阳的建制，后世称之为秦城，又作“龟城”。有意思的是，“新都城”遗址所在的青白江城厢古城，至今保留了完整“龟背”城市格局。城厢古城
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，“新都城”遗址以实物证据明确了城厢镇在西汉至三国时期为蜀郡、广汉郡的“新都城”所在地。该遗址为古今重叠性遗址，是城市考古的又一典型遗存，延续时间久，堆积丰富，为研究汉代城址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，再次彰显了成都厚重的历史底蕴。史料记载，城厢的置城史始于西魏废帝二年（公元年）置白牟县。杨洋表示，“新都城”遗址的发现，将当地的置县史提早了余年。此外，“新都城”遗址城内发现的铸铁作坊遗存此前仅在蒲江古石山、铁牛村遗址有发现，可能为熔炉或者炒钢炉，为研究成都平原两汉时期的冶炼规模和技术、鼓风设备、金属加工工艺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该城址还是四川地区第一座城墙、壕沟、“新都城”包砖三位一体共同展现的汉代城墙遗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