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，《秦汉史话》连载31，欢迎收看。
汉王朝从草创到全盛，经过了不平凡的历程。到了元、成、哀、平时期，终于步入危机深重的末途。在这50余年间，汉家皇权削弱，弄臣擅权，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，使它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。
01、外戚宦官擅权
从汉元帝开始，外戚、宦官开始长期擅权。先是外戚史高凭借皇亲关系，官至大司马领尚书事，但是他只是充位而已。当时元帝的老师、前将军萧望之，还有光禄大夫周堪，更多地得到元帝的信用。
史高为了把持朝*，便与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相勾结，排挤萧望之和周堪等人，形成两派*治势力的斗争。
萧望之、周堪不满许、史外戚放纵，又痛恨宦官弘恭、石显擅权；而史高、石显则指责萧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结为朋*，企图专擅权势，要求交廷尉查办。
汉元帝昏庸无比，竟不懂交廷尉就是下狱治罪，使萧望之尝尽坐牢之苦。
萧望之获释之后，虽然再度被起用，但是仍没有逃脱弘恭、石显的毒手，最后被迫自杀。
汉元帝不亲*事，宦官专擅朝*愈演愈烈。弘恭死后，石显继任中书令，威权日盛。太中大夫张猛、魏郡太守京房、御史中丞陈咸、待诏贾捐之等人，因曾经上书揭发石显之短，都先后被罗织罪名处死，或者被罚作苦役。朝廷公卿群臣都怕他，而依附他的则封官晋爵。
终元帝之世，实际的朝*大权，为宦官所把持。
到成帝时期，尊母后王*君为皇太后，以母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领尚书事。
王凤上台伊始，先剥夺石显大权，不久，石显又被免官，迁回原籍，在途中不食而死。原来附和石显的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张谭，也都因罪而被罢官。
从此，朝*大权转入外戚手中。汉成帝荒淫无度，王凤把持朝*，王氏家族贵幸倾朝。河平三年（前27)，王凤的弟弟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同日封侯，称为“五侯”。王氏子弟封官的更多，几乎充斥汉廷各部门。郡国宰相及刺史，也都是王氏亲属充任。
大将军王凤专擅权柄，连汉成帝也畏惮几分。有人举荐刘歆有异材，成帝准备拜他为中常侍。不料侍从官员惶恐不安，竟至连连叩头，力劝成帝请示大将军再办。最后王凤不同意，成帝竟不敢擅自任命。
王凤把持朝*十余年，他死之后，王氏其他成员仍继续控制朝*。
汉成帝在位27年，死后无子继嗣，遂由定陶王刘欣继位。这就是汉哀帝。从此，外戚除了王氏家族之外，又增加刘欣一系的丁家和傅家。
外戚为了争权夺利，彼此矛盾重重，西汉*治愈加腐败。但是直至汉平帝时期，太皇太后王*君还活着，她的内侄王莽接任大司马一职，王氏家族重新控制汉家朝*。
上述从元帝至平帝四朝，由于宦官和外戚擅权，使皇权大大地削弱，西汉朝*如江河日下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正是统治集团奢侈腐化的结果。
02、奢侈之风，日甚一日
元成以来，奢侈之风，日甚一日。从皇帝、贵戚、公卿、到属僚，无不争于奢侈。汉元帝沉溺于声色，汉成帝以好色闻名，生活极其荒淫糜烂。当时皇室随武帝旧规，后宫女子不计其数。
皇帝不仅生前尽情挥霍，死后同样侈靡无度。宣帝死后葬杜陵，元帝为他安排守陵的宫人，达数百人之多。汉成帝即位时刚刚19岁，只过一年，他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。由于他不满意初陵的规模，后来又改作昌陵，结果治作五年未成，而“功费大万（亿）百余”。为此，汉廷大兴徭役，重增赋敛，搞得百姓财竭力尽。
皇室奢侈挥霍，臣下竞相仿效。公卿大臣、诸侯亲属、一般官员，以至地方豪富，“妻妾或至数百人”，或“畜歌者至数十人”，侈靡之风相当普遍。
与此同时，土地兼并日趋加剧，农民纷纷破产，奴婢数量不断增加，占地数百顷甚至上千顷的豪强地主，在西汉末年并非个别现象。当时出现的大规模田庄，就是土地集中的产物。
如南阳大豪强地主樊重经营的田庄，拥有土地三百余顷，还有一个50平方里的陂塘，田庄里使用“童隶”劳动。
而土地集中的直接后果，就是大量农民丧失土地。他们有的变为佃户，受到豪强地主“什税五”的地租剥削。有的成为饥饿的流民，背井离乡，“相枕席于道路”，甚至因饥僅和疾疫而大批死亡。有的被迫卖妻鬻子。
势家豪强的贪残，使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最后被迫奋起反抗了，到成帝时，终于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起义。
各地接连不断的起义，加深了汉王朝的危机，汉家统治已经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。
哀帝即位之初，面对汉王朝的危机，大司马师丹提出限田、限奴婢的建议，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。经过群臣讨论，汉廷具体规定：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、吏民占田不得超过30顷；诸侯王的奴婢以人为限，列侯、公主人，吏民30人；商人不得占有土地，不许做官。
但是，这些规定触犯了官僚贵族的利益，遭到外戚丁、傅两家，以及宠臣董贤的反对，结果无法实施。
汉王朝连缓和社会矛盾的细微兴革，也难以推行了，这正表明它已经腐朽到了极点。
汉王朝危机深重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曾一度退隐的王莽，再次被推上历史舞台了。
03、王莽托古改制，终篡大权
哀帝在位六年，死时26岁，没有儿子嗣位。他的祖母傅氏、母亲丁氏也已经先他死去。
原本失势的太皇太后王*君得知哀帝死讯，立即赶往未央宫收取皇帝的印玺，并派人急召她的侄子王莽入宫主持丧事。接着，罢去大司马董贤的职务，由王莽接替。又派车骑将军王舜持节前往中山国，迎接中山王刘箕子（即刘衎）到京师继位。这就是汉平帝。
平帝即位时年仅9岁，由太皇太后王*君临朝称制，大司马王莽掌管朝*。有了前面的教训，太皇太后王*君勒令平帝的母亲卫姬及外家，都不准到京师伺候平帝。因此，这位小皇帝成为汉家的招牌，实际的朝*大权落入王氏家族手中，而王莽是其中的核心人物。
王莽发迹，与王氏家族的勃兴，息息相关。王莽的曾祖父王贺，武帝时为绣衣御史。祖父王禁，宣帝时任过廷尉史。他们都是汉廷的一般官员。直到王莽的姑母王*君，在元帝时被立为皇后，这个旧的贵族之家，才由衰微而再度勃兴。
汉成帝即位后，王*君成了皇太后，王氏一族贵幸倾朝。他们先后有十人封侯，五人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，执掌汉家的朝*大权。朝廷公卿、大夫、侍中、诸曹、郡国守相、刺史，也多出自王氏之门。王氏家族成为西汉末年权势最大的*治集团，王莽即依附这个家族一跃而为汉朝的头面人物。
王莽的父亲王曼，是王*君的异母弟。因为王曼早死，来不及封侯，所以王莽自幼孤贫。但是他“内事诸父，曲有礼意”，受到王氏兄弟的信任。王凤病重时，王莽小心侍候，连月不解衣带。临死前，王凤荐举他为黄门郎，又迁射声校尉。后来，又经他的叔父王商，以及一些官员的推荐，成帝封他为新都侯，擢迁为骑都尉、光禄大夫侍中。
绥和元年（前8)，由于叔父王根的推荐，王莽接替王根为大司马，执掌汉廷大权。但是，不久成帝死去，哀帝继位，外戚傅氏、丁氏得势，王莽被迫辞职。元寿二年（前1)，哀帝死，王莽才重任大司马。
王莽执*之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并进一步夺取汉室最高权力，便大施各种权术。他培植*羽，安插心腹，提拔附顺他的官员。对官员中的异己者则加以排斥，有的免官，有的罢去官爵后迁徙边远地区。甚至连他的叔父王立，也被遣回封地，以免干涉他的行动。同时，他还唆使公卿上书太皇太后，攫取州牧及二千石官员的任免权。
为了笼络人心，取得宗室、老臣的支持，王莽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代为侯。对二千石以上的退休官员，则发给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，直到老死为止。当青州（今山东地区）、以及其他郡国发生旱灾、蝗灾时，王莽率先上书，表示愿捐钱万，献出土地30顷，交大司农分给贫民。遇有自然灾害发生，他就素食，以博取忧国忧民的声誉。
王莽又利用古文经学派，作为代汉及改制的工具。事情是这样：汉武帝尊崇儒术，立太学，设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。博士们传授的经书，都是汉代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，所以称为“今文经”。当时的公羊学，以及后来的縠梁学，即属于今文经学派，曾经盛行一时。到成、哀之际，刘歆受命校订秘府藏书，曾发现一部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是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。刘歆认为，它的作者左丘明，与孔子是同时代人，他们的好恶也相同。
与《公羊传》、《縠梁传》依靠传闻解释经义相比，《左氏传》更符合《春秋》宗旨。因此，刘歆建议将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还有当时陆续发现的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等都列于学官。但是，博士们不赞成，刘歆写信指责他们，结果遭到一阵攻击。因为今文经学派势力大，刘歆只好离开京师，到外地去当郡守。
刘歆要立的四种经书，都是用先秦篆文书写的，所以称为“古文经”。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，儒家发生了内争，儒学也分成两派。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文字不同，更主要的还在它们释经的内容、*治历史观也大相径庭，于是便演成以经学为形式的*治派别的斗争。
平帝即位后，王莽执掌大权，古文经学美化古制，倡导复古的主张，正是新莽代汉、托古改制最好的工具。在王莽的支持下，古文经学再度兴起。他将刘歆召回朝廷，委以重任，先后任右曹太中大夫，迁中垒校尉、羲和、京兆尹，又封红休侯，掌儒林史卜之官。
刘歆要表彰的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四种古文经，也都列于学官。
王莽还扩充太学，扩建太学生房舍。增立《乐经》于学官，将五经增为六经。每经的博士增为5人，每个博士领弟子人，进一步扩大博士及其弟子的人数。在郡县设立学校，设置经师，招收生徒。
他又网罗天下异能之士，凡通晓《逸礼》、《古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、天文、图谶、钟律、《月令》、兵法、《史篇》、小学、医药、方技的人，由地方官备车马遣送京师，前后达数千人。
王莽所征募的“异能”之士，自然都是古文经的信奉者。他们在京城讨论经传，撰写释经的文字，对今文经学发动攻击，并作为异端思想加以剿杀，以求达到统一学术思想的目的。
王莽通过表彰古文经学，为新莽代汉、托古改制造成舆论。在经学的外衣下，思想学术愈益演变为*治说教，成为维护这个*权合法化的工具。
与此同时，王莽攫取汉室最高权力，也在加紧进行。他出任大司马仅仅几个月，便指使亲信上书替他邀功请赏，终于得到太皇太后的宠信，封为太傅，赐号“安汉公”。
元始三年(3)，王莽又策策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。这种联姻无疑使王莽既得的权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。
但是王莽并不满足，他的心腹王舜等人，又上书大造舆论，认为王莽的功德，可与殷朝的阿衡伊尹、周朝的太宰周公相比，应兼采“阿衡＂、“太宰＂的称号，以＂宰衡＂封王莽，位居上公。于是，太皇太后亲封拜。
王莽官为宰衡、太傅、大司马，可谓位极人臣。他还接受“九命之锡”，即皇帝赐予九种表示极尊的器物，其权势之大和声望之高，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就在这时，泉陵侯刘庆上书声称：汉平帝年轻，“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，如周公＂。
王莽问鼎的野心，正在一步步实现。然而他行天子事，平帝毕竟是绊脚石。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，平帝突然驾崩，使王莽更加得心应手。在他一手操纵之下，宣帝最小的玄孙、年仅两岁的孺子婴，被立为皇太子。
一时，王莽代汉舆论四起，符命图谶随之出现。有人凿井挖得一块白石，上面写有红字：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。王莽指示亲信上奏此事，太皇太后无可奈何，令王莽居摄践祚。于是，王莽服天子冠冕，南面朝群臣，做起了“假皇帝”。
仅仅过了3年，王莽又以假造的金匮符命，逼令元后交出传国玺，准备改朝换代。
公元9年，王莽抛掉孺子婴，摘下汉家招牌，改国号为“新”，改元“始建国”，做了真皇帝。
04、王莽一系列的改革
然而，王莽摄*及代汉，不仅没有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得以缓和，反而愈益加深了。还在他摄*刚刚四个月，宗室刘崇因不满王莽专制朝*，与张绍合谋起兵攻宛（今河南南阳）。
第二年，东郡太守翟义移檄郡国，以王莽“毒杀平帝，摄天子位，欲绝汉室”为号召，发兵十余万讨伐王莽。槐里人赵明、霍鸿等人，在关中起兵响应。王莽惊恐万状，立即分派王邑、孙建、王奇、王级将兵镇压。
王莽建立新朝那年，又有宗室刘快起兵胶东。这些反莽的兵火，大多属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火拼，表明王莽代汉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，给新莽*权又蒙上一层阴影。
新朝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，加以新的*治动荡，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困境。为了摆脱危机，稳定*局，集中权力，王莽登位后，即下令改制。主要内容有如下几项。
改变职官制度。在中央，设四辅、三公、九卿。在地方，仍然实行郡县制，郡守称大尹，县令长称宰。王莽仿效古制，对职官制度作了较大改变，职官名称及秩名也都全部更改。
推行“王田”制。王莽认为，土地兼并起于“废井田”，造成弱者无立锥之地。他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，解决土地问题。始建国元年(9)，王莽下令推行“王田”制。法令规定，凡男子不满八口之家，占地超过一井(亩）的，必须将多占土地分给九族，或者乡里；没有田地的，按一夫一妇百亩之制，授予土地；土地不许买卖。这个规定直接损害官僚贵族、豪强地主及商人的利益，遭到他们强烈地反对，结果只推行三年即告废止。
禁止买卖奴婢。西汉末年，随着土地兼并加剧，奴婢数量不断增加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始建国元年(9),与推行“王田”制同时，又改奴婢为“私属”，禁止买卖奴婢，以维系小农经济，保证农村劳动力。但是奴婢买卖并未停止，犯禁者数不胜数。因此，天凤四年(17)，又重申禁止买卖奴婢，然而收效仍然不大。
实行五均、赊贷、六筦*策。这是一项工商市场管理*策，始建国二年(10)开始实施。所谓“五均＂，即在长安、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宛、成都等城市，设置五均官，称为“五均司市师，由长安东西市令、其他五大都市长充任，管理五谷、布帛、丝绵等物价。五均官在每季的第二个月，要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，以稳定市场的价格。上述货物滞销时，五均官要按质量由官府以原价收购。如果市场货物超过标准价，官府则将掌握的货物按标准价出售。如果低于标准价，则听任自相买卖。五均官所属的钱府，还负责征收工商税。
“赊贷”指官府发放贷款。凡是贫苦的百姓，因无钱办理祭祀和丧葬，可以暂时向官府借钱，祭祀的借期不超过十天，所借丧葬钱限于三个月内还清，官府不收取利息，这种贷款称为“赊＂。还有一种贷款，即贫民经营产业，如果资金短缺，可向官府预借，官府收取的利息，每年不超过十分之一，这种借款称为＂贷＂。
“六筦”是指官府统一掌管六种经济事业。这就是对盐、铁、酒实行专卖；名山大泽、铸钱、五均赊贷，由官府管理。这是六种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较大的事业，由官府实行垄断，目的在于避免豪民富贾从中渔利。
变更币制。自从汉武帝统一货币以来，至西汉末年，五铢钱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。居摄二年(7)，王莽变更币制，另造新币大钱、契刀和错刀三种，与五铢钱同时并行。始建国元年(9)，王莽登位后，又废错刀、契刀和五铢钱，另造小钱，重一铢，与大钱并用。翌年，王莽再改币制，分黄金一品，银货二品，龟宝四品，贝货五品，钱货六品，布货十品，共计五物，六名，二十八品，统称为“宝货＂。这些货币品名繁多，质量不纯，加以使用原始货币，更为混乱，结果新币无法流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好使用小钱、大钱两种，龟贝之类，不得不废止。天凤元年(14)，又罢大钱和小钱，改作货布和泉布。
王莽几次变更币制，造成货币流通混乱，社会经济遭到破坏，而每次改币都有不少人破产。至于犯私铸之罪，被全家没为官奴婢，或者被罚作苦役的，人数相当可观。
对少数民族的*策。王莽认为，边疆少数民族“僭号称王”，“违于古典，缪于一统”，所以统统贬“王”为＂侯＂。始建国元年(9)，他派遣使者收回原汉朝授予的印绶，改授新朝的印绶，引起少数民族强烈的不满，关系也日趋紧张。
对于匈奴，除了改授新朝的印绶外，又加给一些侮辱性的称号，称匈奴单于为“降奴服于”，后来又改称为“恭奴善于”，使宣帝以来和好的汉匈关系遭到破坏，匈奴再度入塞劫掠吏民和畜产。
为了对付匈奴的骚扰，始建国二年(10)，王莽从各地征发囚徒、丁男及甲卒30万人，由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，准备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进攻。此后匈奴继续掳掠不绝，北部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。
此外，西南地区、西域各少数民族，也因王莽改王为侯，与新朝关系逐渐恶化，以至中断与内地的往来。
新莽代汉及其改制，本是汉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借以挽救汉室于危亡，也符合王莽攫取最高权力的愿望。然而新莽取代汉室本身，由于不合封建“正统”观念，在道义上得不到广泛的支持。
王莽摄*及登位之后，立刻遭到统治集团另一部分人起兵反对，形成*局持续不稳的局面。乃至后来一些参加农民起义的贵族，仍然以“复汉”为号召，使王莽在*治上处于被动的地位。
这是新莽代汉及改制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而王莽改制企图牺牲官僚贵族、豪强地主及富商的部分利益，以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做法，又使王莽在*治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的境地，因而改制受到很大阻力而无法继续推行下去。
再加上改制不切时宜，甚至照搬古制，*策又屡屡变更，以及吏治败坏，官员营私舞弊，因此改制失败是必然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新莽代汉及改制如同火上加油，使汉末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，因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终于爆发了。
